2008，北京。第29届奥运会。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随着我们的心一起跳动，在人们热切期盼的眼神中，她终于第一次和我们如此地接近。
这注定是一个因激情而火热的夏天，也注定是一个因兴奋而高亢的夏天。
这个夏天将会被中国铭记，被世界铭记，也会永远地镌刻在所有中华儿女的心中。
任何一届奥运会都会落幕，但任何一届奥运会也都只是一个起点，奥运圣火点燃的不仅是体育健儿在最崇高的竞技场上的征程，因为奥运会并不只属于参赛的运动员，奥运会的目标也并不只是夺取奖牌，她所象征着的是更为博大的体育精神，并带动民间体育的跨越式发展，让人们重新焕发运动热情，而在这些似乎更为平凡的运动中，我们总是可以勾勒出人文的脉络，甚至是社会价值的一种重构。
因此，这个夏天也被注定是永恒的。
虽然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第一次迎来了奥运圣火，但却正是在这里诞生了灿烂无比的体育文化，对并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那些古老的运动项目些许已经消失，些许经过了改进和丰富，些许则成为了奥运比赛项目……中国的体育文化从那遥远的古代一路走来，浸染着每一个时代的人文色彩，直到现在，还依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军事技能铸就战斗力
早在一百多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中，人类为了生存在与自然斗争和族群攻防过程的采集、渔猎等生产和对抗中就发展了走、跑、跳、投、浮水等基本的技能。随着人类创造力的逐步提高，在二万八年多年前的中国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弓弦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为了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发动了频繁的战争，从而刺激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和对军队身体训练的重视。其中孙武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就涵概了许多有关身体技能和训练的内容。而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积极倡导体育实践，孔子在其兴办的私学中就明确提出包括射、驭在内的六艺之教，还主张学生进行郊游和游水等体育运动。
自公元6世纪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竞技体育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阶段，以击鞠、蹴鞠等项目为代表的竞技运动无论是在发展的规模，普及程度还是技术与规则的成熟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同时期世界各国和地区中独步一时。当然其间也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与民族冲突，并有过短暂的分裂与割据，以军事技能为主要目的的体育运动依然得到了持续发展，唐代就明确建立了“武举制”以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也记载了一种时称“贵田赤”的长跑比赛项目，包括“距跃”（跳远）等军事技能的训练逐渐演变成了田径项目。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军事技能训练和比赛是现代体育的源头，军营和战场就是他们的竞技场，坚持训练是一种保家卫国的责任，而胜利就意味着生命和荣誉。从古代“寓兵于农”的军事政策到现在倡导全民健身的过程中，军事技能的相关训练已经从军营延伸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也从战斗力的增强扩展为国民精神风貌的提升。
养生技艺弘扬中国功夫
中华武术的发展也是源起于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但那时候所形成的攻防技能是比较低级的原始形态，到了氏族公社时代，在经常发生的部落战争中，人们不断在战场上总结搏击经验，逐渐形成了武术的基础。据史籍记载，大禹时期为了降伏三苗部族的反抗，禹让士兵持斧和盾进行操练，这次盛大的武术自卫演练（武舞）终于让三苗部族从此臣服，也为后来的武术套路奠定了基础。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武术和军事技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成熟，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兴盛，以及文化的空前繁荣，中华武术逐渐作为一种养生技艺为人们所热爱。它在中国传统哲理和伦理的思想基础上融合了传统兵学和医学，倡导内外兼修、术道并重，并发展出繁多的流派和各种拳法套路。
中国武术的发展和中华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发展的，从商周时期为了训练士兵，鼓舞士气的“武舞”到唐代将裴民的剑术、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再到宋元时期的民间结社的武艺组织以及浪迹江湖，习武买艺为生的“路歧人”，以及流派林立，拳种纷显的武术大发展的明清时期，无不从武术文化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
到了近代，武术也同样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时期除了民间武术组织外，南京也成立了中央国术馆，1936年中国武术队赴柏林奥运会参加表演则将中华武术推向世界舞台。
现代中华武术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武侠小说、功夫电影等艺术形式中发扬光大，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颇深，同时也成为了极具观赏性和竞技性的体育项目，不过比较遗憾的它仍未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另外，武术也以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功能而在民间以太极、舞剑等形式成为大众健身的一种手段。
民间娱乐浓缩时代记忆
娱乐性体育形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从秦汉三国时期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某些体育项目冲破“礼仪”束缚，摆脱了具体功能性，产生了诸多富有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和艺术观赏性的娱乐活动。
汉画像石等文物资料显示表演性蹴鞠多以“蹴鞠舞”的形式出现，充分体现了其娱乐特征。三国曹植的《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则描述了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运动，即“击鞠”，这项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整个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梦粱录》记载南宋时在西湖上曾有“水秋千”表演，这就是现代跳水运动的重要起源。
《梦粱录》记载，南宋时在西湖上曾有“水秋千”表演。这种水秋千架在船头上，表演的人借着秋千的摆动，摆到几乎与顶架的横木相平时，突然从秋千上腾空而起，在空中完成翻筋斗等各种动作，最后轻松地跳入水中。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一位署名宁志斋的老人则专门撰写了一部《丸经》来记述“捶丸”运动，这就是目前风行世界的高尔夫球运动的祖先。
这些古代的娱乐运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却在封建社会中被逐步推广完善和规范化，自成体系且独具特色。
到了近现代，劳动人民自发创编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着许多民间传统性游戏，经过代际相传和发展，它已然成为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习尚的行为、思维、感情和交流模式。
滚铁环、弹珠珠、打水漂、弹弓、斗拐等经典的民间游戏曾经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这些活动既有体现技巧性的，也有拼力气的。在玩具非常单一的昔日，我们就利用有限的道具，甚至是自己动手制作，一群小伙伴总是玩得不亦乐乎。
这些在电子游戏和奢侈玩具中逐渐消失的民间游戏蕴涵着整代人的集体回忆，它们应该和体育精神一样作为民间文化的瑰宝而长流不息。
益智游戏彰显东方智慧
中国作为伟大的文明古国，既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从益智游戏的角度为世界数学的发展做出过非凡的贡献。
中国古老的智力游戏和古典数学玩具是作为娱乐活动和教艺行为同时存在的，著名英国皇家协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中，称七巧板是“东方最古老的消遣品之一”，然而作为东方智慧的体现还是应该首推棋类。
中国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脱不尽演化自战争的痕迹，但长期植根于民间，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春秋时期，围棋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论语》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就倡导人们应该通过下棋从而多思考。
“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阵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怯者无功兮，贪者先亡。”东汉马融从博弈的角度表达了棋类活动的要诀，从更高的层次看，中国棋类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意志的结晶，包含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
琴、棋、书、画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艺术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因此，棋类博弈不同于一般的竞技体育活动，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它影响和陶冶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 美趣味和思维方式。
棋文化的内涵是在棋盘之外不断延伸和拓展，它将个人和天地融合一体，又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辨证思想。棋喻人生，处处彰显着博大精深的东方智慧。
民俗祭祀传承文化遗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和广博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丰富而独特的依附于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的民俗文化。这种集体文化起到了增强民族认同感，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作用。
在民俗文化中，节日礼仪的祭祀是最为神圣和重要的，其中发展出来的民俗体育兼具娱神和娱人的特点，成为了民间体育的独特形式。
民俗体育是由民众创造并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性、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体育文化，也是生活文化。
最为人们所熟知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祭祀活动非赛龙舟莫属。《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是日，竞渡，竞采杂药。”它最早是古越族人祭水神或龙神的一种祭祀活动，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兴起的，可见赛龙舟除了作为一种体育娱乐活动之外，更体现出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自古以来，龙就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春节舞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大特色。客家的板灯龙由约2米的厚木版上放置灯笼接驳而成，本身就具有一定重量，在抬龙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奔跑、急停、拔龙等活动增加趣味性，同时也增加了抬龙的难度，两龙相遇还会互相缠斗，则体现了竞技性。客家人相信通过这种民俗活动能够祈福迎祥，受到龙的庇佑。
这些民俗祭祀活动是中国祈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通过开展此类活动不仅能发扬体育精神，更能传承民族精神。
中国体育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华文明的兴盛之路，不同时期的体育发展特点也体现了当时的人文特征。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为灿烂的世界体育文化创造了源头，也成为世界体育殿堂的重要支柱。
我们相信，2008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将是中国社会人文演进的重要节点。我们既要弘扬体育精神，更要超越体育精神，将深远广博的中华文化转化为华人的价值观，并和体育文化一样向世界输出。
如果说奥运会将会改变中国，我们更希望是对国人价值观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