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什么是存在主义？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如一座蕴涵丰富的宝藏，人们似乎始终无法穷尽它；任何一个伟大的流派，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的，都像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永远都不会干涸，而更重要的不仅在此，河流不断地在变化和发展，人们赋予河流的东西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始于西方的流派，而东方人却同样赋予它丰富的内涵。也正如萨特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哲学中从来没有感到过像这样一股真实的潮流，六，现象学家把人投回到了世界中，他们充分地度量了人的痛苦、磨难、以及他们的反抗”。[1]这样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哲学流派一直以来都在文学中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的文坛“怪杰”，而他的代表作《围城》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钱先生通过这部作品，以存在主义的眼光，跨过特定文化和历史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当时的世界以及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独具慧眼的扫描，同时，他更对人生的价值和命运做了最深层次的探索，可以说，《围城》是钱钟书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也正如钱老自己所说，他是“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些人物”。小说既传达了世界的荒谬，也揭露了人类自身的缺憾，具有双重审视的现实意味，而更重要的是，作品通过人物在现实世界旋涡中的苦苦挣扎与反抗，透视出人性的深层含义，无论这是弱点还是光芒。我始终把它奉为人道主义。
在伟大的精神面前，任何伟大的作品和流派都变得那么渺小，甚至毫无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是流行于20世纪西方的哲学流派，它起源于19世纪的丹麦，一战后在德国获得发展，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他们认为，人与生存环境相脱节，处于孤独与痛苦中，而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死亡，要么皈依上帝”[2]海德格尔还认为哲学应该是研究个人的主观“存在”，这里的“存在”是指“意义之在”，而人的存在本质上指“意义之在”的历史性存在；“存在”的只是被抛在时空中并不得不与他人共同存在的具体个人，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他还注重“此在”之“此”（时间空间、社会历史）作为人生存在基本结构机制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二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又分为基督教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其中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萨特。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的哲学，他把“存在”“自我”这个人人都要面对，都要思考的哲学意念引入文学，综观他的哲学论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主要是由“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这三大论题组成。
下面，我将就着这三大论题，分以下几点并扩展性地解读《围城》这部经典作品。
一、荒谬与矛盾（“世界是荒谬的”）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们被不由自主地抛进存在，荒诞地来到了世界上，荒诞地生活，又荒诞地死去”。他们总是被不幸意识所缠绕，并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受到外部世界的威胁。萨特在其作品《恶心》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完全生活在自我感觉中，深深地体悟到外界的荒诞和无意义，他企图从周围世界中逃离出去，尽量避免与外界发生联系，但周围的世界依然处处存在，处处让他感到恶心，这里的“恶心”正是萨特所要表达的世界的荒诞给任何存在于这荒诞的世界中的人的感觉。
钱钟书在《围城》的构思中，选择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这种环境是特定的，同时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进入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地冲击着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自身已经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掺入了外来的东西，由此便显露出更大的荒谬性，正是这样，钱钟书才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他在书中对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辛辣的讽刺，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到：“可见‘西学中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句话是对表面上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却顽固坚守中国文化中腐朽部分的守旧者的一种强烈的嘲讽。
正如两战时的资产阶级一转身，发现世界上的一切情感，一切理想，一切的一切，身边的世界也变得荒谬，而一些曾经以爱国思想为生存动力的人，却发现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欺骗，精神家园瞬间崩溃。当时的中国，随着帝国主义文化的侵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日益浓厚，而中国人以前所坚守的封建思想和君臣子民仁义道德渐渐坍塌，但是更多人却无法立即接受西方的思潮，于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逐渐荒芜，感到了世界的荒谬。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些中国人自视为时代的“弄潮儿”，敢于接受西方的思想，但其实他们不过是一些卑躬屈膝的崇洋媚外者，很多人对留学趋之若骛，于是作者借方鸿渐之口揭示其原因：“现代的留学跟前清的科学功名一样……并非为高深的学问，而是为了摆脱自卑心理，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由此当时中国畸形社会与病态人性可见一斑。方鸿渐买假文凭，曹元朗写所谓的现代诗，到处挂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门面，而韩学愈拿着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学位，用假文凭和在国外报刊上登的求业广告当作“作品”开进学历，竟能毫不费力地骗取校长信任，被聘为大学教授和历史系主任。
由前述文字亦可看出，其实荒谬的世界同时也是矛盾的世界，痛苦的个人，内心的情感也因为矛盾而变复杂，即使是探讨造成当时中国社会的荒谬，我也要说的是矛盾，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方面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侵袭着人们的头脑，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由此产生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矛盾，在这矛盾下，方鸿渐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代表，他想追求自由，但是其父亲却作为封建顽固派的代表否定和制约了他的一切追求，由此，方鸿渐可以说一开始就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是必然的。
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是一群无望的，偶然的生物，被扔在一个没有我们也必然存在的世界上，存在物本身无时无刻不处于极端的偶然之中”。荒谬—-我想，这正是《围城》所要揭示的存在的意义，但在这里荒谬的含义与人们平常肤浅的理解的那种词义有所不同—-荒谬不只是不合理，也不只是无意义，荒谬—-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的偶然性，但是发生是必然的，世界的荒谬和存在也是必然的，就如方鸿渐的存在是偶然的，他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无论是谁，他都必然成为悲剧，因为世界的荒诞是必然的，而矛盾的细节和内容是偶然的，或者说个别矛盾存在是偶然的，但矛盾的结局是必然的。
二、存在与虚无（“人生是痛苦的”）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最基本的观点，在这里，笔者将此论点一分为二，目的在于此点精深博大，区区几言定难述白，分别做解以求能较清楚地认识，其实这两点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正如萨特把存在分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两个领域，“自在存在”是指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它是充实的，荒谬的，无主动性的，“自为存在”是指人们的主观意识，人的愿望情感理智等，它是完全主动的，“世界的荒谬”是因为客观世界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它没有原因和目的，是纯粹的，偶然的，无秩序的，不合理的，“人生的痛苦”是因为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他有独立意志，有个人自由，有主观意识，自为的人存在自在的荒谬世界中，必然处处碰到限制和障碍，时时感到厌恶和孤独，萨特认为，人就是痛苦地存在于这个荒谬的世界中的。
既然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这样的荒谬，既然在我们的面前充满偶然性，那么对于人的理性来说，一切的存在也就不具有那些人们原以为应该存在的意义，但是，人自身恰恰就是一种存在物，比之于其他的存在物而言，他比它们更痛苦的是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且对于人类中的聪明者来说，他尤其无法摆脱对自身存在的荒谬性的感知，因此所有的那些有思想的人，有意识的人，并不仅仅是指智者，都是痛苦者，而那些智者只是痛苦中的最痛苦者。
人生只是由一系列的毫无意义的痛苦的碎片组成的，人生是如此的空洞，人们生活的所有内容只不过是一场无休止而又毫无意义的对话或者自言自语；人生又是如此痛苦，人们对于自己存在的所有感受原来不过是寂寞无聊中的苦熬光阴。柏拉图深信自己是被抛来这个世界上来的，而法国作家，荒诞派大师尤奈斯库也这样痛苦地说：“一道帷幕……一堆不可逾越的墙，横在我和世界之间，物质充塞着每一个角落，占据一切空间，它的势力扼杀了一切自由；地平线包抄过来，人间变成了一座让人窒息的地牢”。[3]
方鸿渐部分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虽然仍然残留了封建思想，而且不学无术，但他却算是有着比较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他所处的环境却被封建思想包围着，他不由自主地购买了假文凭，之后挖空心思地去掩盖他学识的空白，在三闾大学受到了同事的倾轧，在权势之争中又成为牺牲品，而在爱情中更是迷惘痛苦，最后懵懵懂懂地和孙柔嘉成婚。他在荒谬的世界中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归宿，只能在自我的异化，灵魂的扭曲中，痛苦甚至麻木地奔突、挣扎、甚至沉沦。在北平读书期间，他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拥有了恋爱婚姻自主的思想萌芽，然而多年的传统教育使他在父亲的威迫面前，出于自身的软弱（也许还有孝心的原因），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头，怨恨而无奈的他在心灵中荒谬而痛苦的压力下说出了“世间哪有恋爱，压根是生殖冲动”的话，人生的痛苦最终只会裹上一层颓废的外衣。
卡夫卡曾经说过：“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和卡夫卡一样，钱钟书的作品也是哲学意念的形象化，围城不仅仅是爱情城堡的象征，从更深更广的意义来说，它象征着当时整个荒唐的世界，而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是普通人相对立的异化力量的象征。方鸿渐希望获得真正的爱情，但是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之后，到最后却连名正言顺的太太也提着箱子走了；他努力工作，却在职业场也同样地被遗弃，先被丈人从银行辞退，后又被三闾大学解聘，你越想得到的，你却越得不到，方鸿渐痛苦的一生就在于走出了一座围城，却又走进了另外一座围城，或者说他半推半就地走进了人生的围城。
曹元朗说过一句话，“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人生其实也是如此。在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这些受中西方文化冲击过的人，如方鸿渐、苏文纨、曹元朗等人在对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也有了一种矛盾的状态，同时，更深层次地说，他们对诗的意义也存在着一种暧昧的思维，诗如何才有意义，诗怎么样才算有意义呢？如果说新诗若有了过时的意义，那这所谓的意义其实便是无意义。人生也是如此，它只是由毫无意义的碎片组成的，这些碎片是痛苦的碎片，也是时间的碎片，一片一片破碎的时间便组成了破碎的人生，如果人生有意义的话，是不是就是人生的不幸呢？人被无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是荒谬的，而人是因为能感知这世界的荒谬而倍感痛苦，但是正是这种痛苦，才使人感觉到人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在时间的碎片中，在人生的层次上所体验到的滞留于有限中的痛楚，因为有限，所以人们去发掘自己“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方鸿渐在情场和职场上去追寻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时候，一味的挫折带给他的只是痛苦，由于这荒谬的世界，人不停地追逐意义却不停地承受着幻灭，最后才发现所谓的意义，只是虚无，无论你多么的努力，结局却只是徒劳，方鸿渐最后失去了事业和家庭，而爱情对他来说，早已经是遥远的不可及的梦幻，即使他获得了爱情，他同样会面对琐碎的家庭，也许还会惆怅失去水中美好的倒影，他在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围城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只是在危难情形中被抛弃的东西，痛苦不断地将他暴露给自己，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不断地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却又不断地追如价值沦陷的深渊，人生若有了意义，那是人生的不幸，“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荒谬世界中的人依靠自己（也仅能依靠自己）将自己的真实的存在赤裸裸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一切意义都已经被无情地击得粉碎！
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无论是方翁还是方鸿渐，都在这种摩擦下瞬间失去了自己的天堂，而对于方鸿渐来说，更是如此，一转身，所有的理想，所有的追求，所有的情感，其实都只是虚无，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无，毫无意义，无聊而空洞，一切都不复存在，仅有的只是“我”在时间碎片里存在着，自己而“存在”着，至于别的什么，大抵只能是归之于飘渺，靠不住了，即使我，也将成为一种虚无了，正如西方人在最后转向上帝时，尼采却早已经叫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方鸿渐在最后却只能躺在沙发上看着那古老的钟，钱钟书在结尾的时候写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也许还一遍一遍地在脑海中出现，希望事情能望好的方面发展，而荒谬的世界却总在有意无意地限制着你，当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时候，你轰然倒塌，连最后的希望都已经破灭，方鸿渐在这个旧的时钟敲的钟点的时刻，正想着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情弄得夫妇不欢，而那时候，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情，而现在，人去楼空，只有方鸿渐一个人在计时钟的嘲笑下，独自沉沦。
存在主义最早的大师是丹麦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他的传记中，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在丹麦语中，既是教堂又是坟墓，我突然想到人也许只是坟墓中的蚂蚁，沿着墓穴想爬到心灵的教堂，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三、自由和孤独（“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哲学曾经说，个体在人世间的本然处境是绝对的孤独无助，“此在”融身于其中的实在世界无法为他的生存提供坚实的根基和意义根据，使社会习俗只能令人沦为非本实的存在状态，孤独个体想要获致本然的自我或本真的存在，只有对其生存负有全责，独自担当生命的全部问题。
围城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梦魇般的陌生的世界，而围城中的人是痛苦而孤独的个体，孤独，是无数哲人和文人思索过的问题。早在1915年，劳伦斯就在《恋爱中的妇女》中通过主人公之口说，“我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有如一颗星与另外一颗星一样遥远”。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也说，“我们全受到了被单独禁闭在自己皮肤范围内的处罚”，在荒谬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孤零的一个人，无法自解，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尊严感正日益消失，人们在希望破灭、爱情死亡之后，生活没有了目标，自我没有了归宿，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疏远与敌对增加了人们的孤独感。
作为一个精神生活的流浪汉，方鸿渐虽然身处芸芸众生中，却无时无地不感到被抛弃的孤独，实际上，他虽然顽固、懦弱，但却向往自由，追求理想，他企图超越重重困难，换来的却只有不断的失落感和时时袭来的孤独感，他不能和父亲，以及同时代的年轻人沟通。他像是一个过客，孤独地穿梭着，先是失恋，后失业，最后连家庭也破散了。他在和赵辛楣的交往中也有孤独的感慨：“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象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彼此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通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而在爱情中，他也倍感孤独，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后，觉得“卧室里的沙发书桌，卧室外的树木和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的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他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魂，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而他与所爱的人“譬如黑暗里的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的船舱的灯光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
在职场上他和同事之间难以相处，而在爱情中，他和苏文纨失之交臂，和唐小芙无法沟通，即使在和孙柔嘉结合之后，双方仍然不能摆脱隔膜，连最亲密的人都心存隔膜，又如何与别人交流呢？相处芸芸众生中，却相隔如天涯，这如何不让人觉得孤独和无助？无怪乎方鸿渐会想，“在小乡镇时，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人家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很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仅有的是“我”在荒谬的世界中“在”着，强奸自己而“在”着，至于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归之于飘渺。因此，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世界，人际间的淡漠与冷遇笼罩着我，使我生活在一个被抛弃的世界里，孤独和痛苦以及无依无靠处处包围着我，使我不能呼吸，方鸿渐在无数的隔阂中才发现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希望去以来别人，因为人们之间的残酷早已经使人自己忘却了“人在”的事实，而只有在无助、悲痛的境遇中，我们才能认识到“个体”的人还存在着，这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
这既是方鸿渐的心理现实，也是所有人的心理现实，也就是说，这是社会的心理现实，钱钟书透过这种隔膜的生存状态来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境遇，揭示乱世中人物心灵的孤寂和灵魂的无所依归，当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沟通已经成为遥远的神话的时候，每个人的心灵便只有被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所充塞了。
萨特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他又说，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中。[4]所以，人是孤独的，而人也是自由的，正是因为人孤独，所以才更自由，这种自由是孤独的自由，萨特的《墙》中的主人公伊比埃塔认为生死之间其实只是一道墙，越过了墙就是生存，而其实孤独和自由之间也只是一道墙，超越了隔墙，超越了孤独，就获得了自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由此可见，他认为，人处在客观环境中，就要做出不断的选择，人没有选择环境的自由，却有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并且人要承担自由选择之后的结果，这就是萨特“自由选择”的原则。
任何人对环境的选择，都要受制于环境对他自身的选择，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环境中，作者揭示了环境对人物遭遇命运的影响，也揭示了其实痛苦的人生只是荒谬的世界的产物，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外部环境成为其痛苦与孤独的人生的客观因素，更积淀和内化于他的心灵深处，直接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他接受了西方新文化思潮，却又受限于传统的封建思想，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不由自主地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被传统文化所淹没，这就是他痛苦虚无人生的根本原因。
四、反抗与绝望（“我反抗，故我在”）
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不论是碰运气还是对自己的自由选择都是一致的，希望就是行动”。[5]听其自然就会被荒谬恐怖的世界吞噬，因此，加缪说：“我反抗，故我在”。[6]
方鸿渐是受困于围城中的被社会抛弃的人，尽管他身陷困境而百无一用，但是他毕竟在行动，他接受过西方新文化思潮，所以他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但是却被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所扼杀，他努力工作，却总是换来一次一次的被解聘，而在爱情中，他渴望美好的爱情，并一直在爱情的路上苦苦追求，但最后却跟自己也不明白是否爱她的孙柔嘉结了婚。钱钟书写出了在荒谬的世界中理想的难以实现和爱情的不可追寻，同时，更有力的是，作者还借主人公的口道出了即使追求到自己所爱的对象，也未必幸福的人生妙悟，即方鸿渐说的“狗为着追水里的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在这样痛苦的挣扎与反抗中，作者探询的是一种人类的永恒的悲剧心理，人类永远徒劳于寻找解脱和依附的钟摆之间，只要生命一息尚存，这种来回奔波的心灵的无所依附的痛苦就永远存在，正如围城并不仅仅是代表婚姻的城堡一样，作者通过爱情的不可追寻观照出理想同样不可追寻，在这样荒谬的世界里，所有的努力的这种种挣扎都只能换来绝望，就像方鸿渐想着要待孙柔嘉好，而回去的时候却只换来吵架，之后就是家庭的破碎，人就像那钟摆一样徒劳，甚至还不如钟摆，因为方鸿渐眼前的钟摆却能走慢，而人若是慢了，心就慢了，若心慢了，就让心里的痛苦追上了，为了不让痛赶上，人们不停地跑啊跑啊，在这样无助的挣扎中，陷入绝望，然后在绝望中沉沦。
作品通过方鸿渐的屡遭挫折的人生经历，揭示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社会生活封闭圈，中国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心理仿佛在文化这根魔棒的搅拌下，卷进了一个旋涡，总在原地兜圈子，无论你费多大的力气想挣脱它的摆布，到头来，“不过是绕了一个圈子”。（鲁迅语）
方鸿渐在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更难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荒谬的世界里，他的反抗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证明自己是存在着的，存在主义的先驱所预见的荒谬世界带给人类的危机和困境是人自身很难超越的。那是必然的存在，钱钟书把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现代人的现实选择，为了价值关怀，人们奋不顾身地在旋涡中挣扎和反抗，因为人类自身就是软弱和无助的，所以人类追寻价值的热情和能力无法对抗世界和现实的荒谬，另外一方面，人类也总是在自身的脆弱面前却步，荒谬的世界和痛苦的个人双重压力使人类的心灵逐渐沮丧，颓废！于是，只能听凭命运之舟将自己的肉体载向任何一方，而精神便在对这种身不由己的现实的抗议和抱怨中逐渐萎缩而消弭，当作为个体的人在感到自己无力去获取某种价值时便走向了否定和诋毁价值本身，从而走向价值虚无，走向沉沦……
五、结语（“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围城》的结尾一直是让我恋恋不舍的，因为一直感慨与那个旧计时器嘲笑人生的比喻，或者说是时间嘲笑人生的比喻，作者以调侃戏谑的笔调，无所不在的嘲讽，使作品充满了戏剧色彩，然而，掩卷之后，迎面袭来的却是沉重的无法释怀的悲哀。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也许还想着它将朝好的方向发展，而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梦想，当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时候，人们甚至不愿意想起曾经美好的憧憬了，然而计时器的钟声却又不尽然地提醒着你，将想象和现实做最强烈的对比，在这样的反差下，最辛酸的讽刺莫过于代表着时间的计时器了，因为是时间组成了人生，“在”的状态就是时间，正是时间使得人的“在”获得了当然的意义，而时间也会成为破灭和死亡的收获者，每个人都逃不过它那收获的镰刀，在时间的积淀和岁月的磨砺中，当一切“此在”的价值和痛苦的片段都已经消逝的时候，人就像随风飘落的叶子一样，既然结局注定是飘落，为什么要有生机勃勃的季节？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哲学深刻地反映了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它强调人道主义，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类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面对荒诞的命运这块巨石，不断地推石上山，而巨石却总是滚下来，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但是人类只要自觉地对待悲剧性处境，以积极的方式保持自己的选择和尊严，那么，就是伟大的，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也曾经说过：“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把人当作人，不当做物，是恢复人的尊严”。[7]方鸿渐在《围城》的最后断然拒绝了姑妈施舍的职业，其实就是一种挣扎，而且最后方鸿渐的愤怒一吼，随后软弱地躺在床上，也仍然包含着一种无声的挣扎，尽管这种希望像湿火柴，虽然点不着火，却仍然会冒烟一样的渺茫，但这种挣扎却维护了人作为人的尊严。
虽然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人类真正的出路，而也正是这样，才说明了人类命运的无法把握和无家宿命的难以摆脱。但是钱钟书以无情的敏锐把人对世界的茫茫陌生感和不可理喻感表达出来，把个人存在的整个不稳定感表达出来，人越来越暗淡无光，变成没有自己的群在的情形使他深为忧虑。
《围城》的巨大成就在于作者从理性的、哲学的高度，对现实观照有着一种文化的、历史的审视意味，他的思考不仅涉及了荒谬的世界、痛苦的人生，更从深层次的心理现实和灵魂的剖析中引起人们对社会、对历史、对价值的思索，书的结尾，方鸿渐陷入了绝望，最后的那幅画面像是一把利剑，对人性的弱点，人性困境以及文化人格作了最深刻的批判和探索，这是一个沉重的过程面对荒谬的世界和人性的颓败，价值观的虚无，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无限的痛苦。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到：“‘价值’是由于被挑选上了”。钱钟书挑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挑选了这样的一批人，又挑选了所要揭露的人性，这是一个发现，却是一个痛苦的发现，但是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
《围城》也许是一部悲剧，但是却不能把它的主题思想看做是对人生痛苦的描述，更不能说作者的人生态度是悲观消极的，就像不能把那些说出了自己痛苦的人理解为悲观主义者一样，《围城》实际上表达了深刻的人们在人生绝望后的一种挣扎—-尽管这是一种徒劳、虚幻的挣扎，但是依然是顽强而坚韧的。
哪里有沉沦，哪里就有拯救，置身于这样一个孤独无助，无由庇护的世界上，钱钟书对人类的存在处境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忧虑，对命运和对人性的忧虑。他用他敏锐的笔触去出动了人类心中最脆弱的东西—-人性，又用最痛苦的心态去面对这种脆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荒谬的世界以及痛苦的人生做了最坚韧的反抗，我认为，怀着一颗怜悯的心去出动人类最薄弱的东西，这就是人道主义。
由此，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主义的光芒是闪耀在《围城》的任何一个角落的，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也许不自觉的地以存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中国社会，他不仅深刻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病态心理，而且这种剖析已经从理性和哲学的高度引起了人们对人类，对人性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灵魂审视的过程中，钱老在其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是一种蕴涵的人道主义。
在伟大的精神面前，任何伟大的作品和流派都显得那么渺小。
[注释]
[1]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潘培庆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郝振益《英美荒诞派戏剧研究》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3]转引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243、249页
[4]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2页
[5][6]今道信友《存在主义美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第45、66、75页
[7]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页
[参考书目及文献]
1.《萨特传》黄忠晶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2.《钱钟书与杨绛》孙庆茂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1997.3
3.《围城》钱钟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
4.《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无家的宿命—-里尔克的文明批判思想》张松建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4卷第4期
6.《自由观•异化观•价值观—-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中人道主义探索》董小玉著《探索》2001年第6期
7.《〈围城〉与〈城堡〉比较》刘晓文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人大复印资料）J31992年第8期
8.《在悲喜剧背后—-论〈围城〉的文化与人生底蕴》李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人大复印资料）J31991年第8期
9.《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徐崇温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